武汉鑫桥大通配资中国应在G20展现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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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牛时代网:中国应武汉鑫桥大通配资在G20展现领导力

  [世界需要G20,G20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通过G20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武汉鑫桥大通配资治理及其体系的深层次改革]

  [2015~2016年期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大事不断。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它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有利于提高SDR货币篮子的多元化和代表性,提高其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假以时日,SDR还有可能成为真正流通的国际储备货币。]

  [G20是大国外交的缩影,协调大国和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对形成共识、做出有效决定至关重要。G20接下来能否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20内大国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中国已经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武汉鑫桥大通配资史性的变化。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高度重视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努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决策权和话语权。]

  [把新兴经济体增长“断崖式下跌”和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大幅度下跌,归咎于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引发的结果并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这些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就占了30%左右。]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G20推上“峰会”级别的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八载春秋,时光荏苒。2016年中国以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身份主办峰会,世人瞩目。回顾G20八年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折射出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方共治”的历史转折期。其间,G20“摸爬滚打”,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沮丧,反映出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深层次调整。

  中国作为G20的核心成员,一直积极深入参与G20事务,以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为G20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重要贡献。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视野对G20的发展历程作个历史性、全景式回顾,对我们认识世界格局变化大势,更好设计全球治理的未来结构,不无益处。

  世界需要G20

  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治”,是新世纪国际体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期的主要特征,而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并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演变产生历史性影响是另一大特征。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塌并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经济治理赖以支撑几十年的基石,美国和西方大国以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信条的全球治理思想遭受重创。制度和体系改革总是以理论的破旧立新为先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理论支撑的七国集团(G7)之所以在2009年被G20取代,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G7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大幅下降,世界力量对比产生“大趋同”,即发达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差距大大缩小;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经济治理理论的破产,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裂缝最有力的历史“注脚”。

  我们把历史回放到2008年年中,各国当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巨浪中挣扎,担心世界金融体系行将崩溃,全球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紧急磋商应对之策。西方国家意识到G7难以胜任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而联合国又因成员多、协商过程冗长面对危机无法挺身而出。

  那么,哪个国际机制既精干高效,又能平衡代表各方力量,且没有西方遭受重创的经济理论包袱呢?世界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G20这个1997~1998年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设立的磋商机制,当时觉得G20作为部长级磋商机制级别不够,就提议将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世界需要G20”成为大国的共识。

  第一次考验是2008年11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G20峰会。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时第一次正式“亮相”,也是美国和主要西方大国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开启全球治理最高级别平等对话迈出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事实上,在2008年11月中旬G20首次峰会前一个星期,中国率先宣布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随后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和措施。主要经济体以“同舟共济”精神挽救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努力在G20华盛顿峰会上得到集中体现,有力支撑了全球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蔓延。中国就启动G20峰会机制并使其有效运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由此成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相得益彰,“两个轮子”一起转,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G20需要中国”也成为大国的共识。

  G20自2009年匹兹堡峰会确立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成为全球性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经济的全新国际机制。其“新”并非指时间的新,而是有两方面实质性“新意”:

  一是G20乃西方工业化革命数百年来首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国际合作机制,而此前数十年一直由G7把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地位。

  二是G20峰会机制还处在“发育期”和转型期,能否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长期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随着金融危机阴影逐渐消退,G20面临从“救火队”向长期治理“指导委员会”的身份转变。而G20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新制度的同时,全球性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互动也在塑造G20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并进而塑造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参与的曲折历程

  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并非易事,塑造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要付出艰辛努力。毕竟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要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动很多国家的“奶酪”。

  毋庸置疑,中国进入新世纪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观察G20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要深入了解G20与中国的关系,先要恰当地定义“全球性大国”。全球性大国起码需要具备全球性“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综合实力指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实力,系硬性指标;影响力指在全球治理的地位和影响力,包括议题设置、决策、规则制定和话语权等,是软性指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用“系统重要性经济体”来界定“全球性大国”可能更科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缺陷,即治理“赤字”和“碎片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治理失衡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

  就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而言,金融危机爆发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绝对优势地位,G7统领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金融、贸易投资和发展三大领域分别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把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都占16%左右的份额,有一票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历来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始终非欧洲莫属。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不对等、不平等、不合理情况长期武汉鑫桥大通配资存在。

  形势比人强。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遭遇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困境,意识到若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支持,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很可能将一蹶不振。G20首次峰会公报明确表示,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贫穷国家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次年G20匹兹堡峰会进一步作出承诺:“将一部分配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配额计算公式从那些过度代表的国家向那些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5%的配额。”世界银行将通过动态公式实现公平投票,提高发展中国家最少3%的投票权。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体现的全球治理权力让渡主要发生在欧洲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美国支持上述改革是建立在其一票否决权不受影响基础之上的。在第14次份额总体回顾框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份额从2008年2384亿特别提款权(SDR)增至4768亿。份额比例同步调整,以更好反映IMF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权重变化。2012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逾6%份额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份额由17.66%下降为17.39%,保持否决权。中国由3.99%上升为6.39%。

  G20峰会为落实国际货币基金改革多次呼吁,但美国国会置若罔闻,直至2015年底才最终通过。由此可见,G20推动和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并未改变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如想彻底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难度可想而知。

  全球治理初步改革的实践表明,中国作为全球影响力上升的发展中大国,是改革主要受益者。这显然将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结构,重新分配治理体系的决策和话语权。这种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转移和让渡事关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世界秩序的重塑,对于守成大国美国来说虽在意料之中,却难以轻松地接受。

  可以说,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将体现中美两大国就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主导权进行的博弈,其结果将影响乃至决定21世纪世界和平与繁荣。

  全球经济治理“从量变到质变”

  2015~2016年期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大事不断。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它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有利于提高SDR货币篮子的多元化和代表性,提高其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假以时日,SDR还有可能成为真正流通的国际储备货币。

  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000061,股吧)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达成新的多边纪律。这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意义重大。

  同年底,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新股东。这为中欧金融合作以及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密切各方面合作提供新机遇和新支撑。

  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集体提升了在传统国际机制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还创立了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体现为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各种约定俗成的做法等国际机制性安排。目前,国际机制不断增多,从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到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机制,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AIIB、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都是由中国推动、牵头成立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是现有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

  中国倡议成立的AIIB等新型国际机构使全球经济治理新时代初露端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求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同时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南南合作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发展理念和新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治理理念,强调“东西方平等共治”的国际合作新原则,着手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格局。

  同时,G20峰会机制化并开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型,从关注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从呼吁、讨论向协商、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转型。这三大转型尚未完成,但G20已脱颖而出,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协调世界经济金融事务的全球治理唯一的最高级平台。G20已从主要关注金融领域扩展到贸易、发展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随着中国进入“三驾马车”领导机制,G20作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地位将得到巩固。

  治理机制为解决问题而生、而改变。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解决全球性难题的缺陷日益凸现。而G20地位提升既缘于应对危机之需要,又对治理体系的调整提供了推动力和领导作用。G20如能顺利实现三大转型,将形成强大的政策协调和执行力,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

  大国协调是重中之重

  G20是大国外交的缩影,协调大国和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对形成共识、做出有效决定至关重要。G20接下来能否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20内大国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目前,G20内部有三个组合,一是G7,就世界经济和金融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发达国家内进行协调;二是金砖国家组织,在G20期间也将就重大国际议题协调立场;三是中等国家或者中等强国组成的称之为“MITKA”的集团,成员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它们游离于前两者之间,希望“抱团取暖”,增加发言权。

  大国合作尤其是中美协调主要将集中在:形成对未来国际秩序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治”转变的初步共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深层次改革,使决策权、话语权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磋商与协调,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崛起,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圈,逐渐成为制造和掌握话语权的力量之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正在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应当说,“一带一路”倡议、AIIB、丝路基金和新开发银行的相继推出和成立,刷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版图和话语系统。美国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倡议成立的AIIB心存担忧,担心其会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IMF和WB等机构,但是各大国的具体反应却有较大区别。美国出于捍卫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考虑,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后来迫于形势变化不得不接受现实。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则态度积极,希望中国的倡议能对现有国际体系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希望通过自始至终的参与影响这些国际新机构的机制和资金运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西方的反应虽然比较复杂,但总体还是持欢迎态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和模式的创新性贡献,是倡导以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新的国际合作思路和模式,是基于文明对话与融合的综合性、跨区域的合作,有助于各国特别是大国克服地缘政治的障碍,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合作,并带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对外战略总体呈收缩态势,国内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兴起。欧洲政治生态亦出现类似的变化。作为全球化受益者的中国,由于发展迅速而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的“替罪羊”,都在拿中国说事。中国要带领G20继续进行全球治理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2015年全球治理呈现快速发展局面:7月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会议、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凸现联合国的发展主题,12月巴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举办,就是中美以及主要大国就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达成共识、紧密合作的“路演”。它给G20峰会一个重要启示,即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全球性共识则是其基础,而大国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共与默契是基础之基础,必不可少。

  期待中国在G20展现领导力

  中国已经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进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高度重视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努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决策权和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系列全球治理新理念,有力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新思想和新理念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也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不断修正、制定的。无论是金融、贸易、发展,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16年中国主持G20峰会及系列会议,世界将见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提出中国思想、中国方案,发挥领导作用。

  世界对中国今年主办G20峰会有两大期待:一是推动G20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的困境,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二是借G20平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G20议程设计与全球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回顾历史,2008、2009年头三次峰会集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努力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展现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给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发言权的积极意愿。这也是G7把全球治理主导权让位于G20的重要原因。G20成员国“同舟共济”,携手采取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2010~2012年四次峰会,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欧债危机持续发酵,G20聚焦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2013~2015年全球经济出现不平衡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长波动加剧,G20第八至十次峰会转而关注实体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增加就业、促进发展等迫切议题。

  目前,G20实行“三驾马车”峰会机制,即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国合作协调议题设置,但主席国保持较大裁量权。企业、智库、社会各界积极参与G20活动,对G20峰会议题建言献策。目前已有B20、W20、Y20和T20,分别代表工商企业界、妇女、青年和智库。

  G20杭州峰会最紧迫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固复苏和增长,避免金融风险累积而出现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三低一高”的特征,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持续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两大因素: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是否继续加息);二是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前者将直接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和流动性,从而对世界经济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产生强大的负面作用,不能排除个别国家经济金融泡沫破灭导致自身危机并传导给国际金融体系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

  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重要一环的事实毋庸置疑,把新兴经济体增长“断崖式下跌”和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大幅度下跌,归咎于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引发的结果并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这些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就占了30%左右。

  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以下领域值得关注。首先是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G20杭州峰会应通过推动就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具体政策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就业和增长的关系,特别是青年的就业。增长、就业、发展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其核心是增长,关键是就业,最终实现发展的目标。

  其次,推进深层次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杭州峰会需要继续推进IMF改革,促成SDR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可聚焦两大关键问题,力争有所突破:一是构建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机制,推进定价货币多元化,参照SDR模式把人民币等也纳入定价货币;二是努力克服全球治理碎片化局面,推动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投资框架谈判包括多哈回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另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关注发展议题一直身体力行、义不容辞。G20从短期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期经济治理机制转型中,发展问题首当其冲议。关注发展议题同时既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有利于增强G20的合法性。G20杭州峰会关于发展的议题可聚焦:推动G20就落实联合国SDG提出早期收获计划;推动G20就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和具体方案。

  世界需要G20,G20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通过G20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深层次改革。在国际体系日益多元化的大趋势下,更加平等、公正、公平、合理和民主的全球治理结构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努力推动国际经济体系乃至世界秩序的改革和重塑,以共同塑造“稳定、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前景。

  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符合各国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让我们期待G20杭州峰会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推动G20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研究院主编“G20与中国”系列图书之《中国与G20》分册,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

原标题:大牛时代网:中国应在G20展现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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